（二）  公立中小学不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
　　公立中小学校绝不能收费，公立大学低收费，但也要保障低收入家庭品学皆优的孩子上大学的机会。这是一个公正的社会所应保障的基本条件。所谓公立大学低收费，低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有一个量化的标准，这个标准无论如何测定，都不能超过国民人均年收入水平的50%以上。
　　贫穷家庭有才华的孩子普遍得不到社会承认，这样的社会是十分危险的。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层的根本办法，教育普及是让贫困家庭的品学皆优的孩子地位提升的根本途径。公立学校绝不能竖起高收费的围墙来强化中国社会阶级隔绝。社会阶级的封闭的隔绝，从来是社会动荡的深层原因，教育政策不能成为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动荡的负面力量，而应当成为社会和谐和阶级团结的正面力量当代社会，教育日趋成为阶级分化的基础性力量，知识的差异愈来愈成为社会阶层分化的原因，因此普及教育和知识，推进教育公平，是打破阶级隔离和实现社会和谐的根本措施，因此政府的教育财政投入主要就用于解决教育公平问题。。这样的道理，放之世界而皆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立教育不是承担着社会公平和社会流动的功能，惟有近几年的中国公立教育改革除外。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大开公立学校收费之门，使教育成为社会矛盾的激化源头之一。
　　美国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崇尚个人自由、私有财产保护和自由市场经济，为提高效率和强化国家竞争力量，从来都承认并保护合理的社会竞争等级。但同时，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和谐，也下大力气解决教育机会均等和教育公平的问题。197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教育部机构法》中规定了联邦教育部7个方面的主要任务，第一条就是“保证联邦政府关于人人得到平等教育机会的承诺得以实现”。美国联邦教育部权力很小，无权干预学校教学，每年掌握的经费仅为300亿美元，但就在这300亿美元中，有36%左右直接用于低收入家庭学生的资助。联邦教育部门是干什么的？主要工作就是教育扶贫。
　　美国有公立中小学88223多所，占全国中小学数的76%左右，承担了89%的学生容量。公立中小学一律免费，孩子上公立中小学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认为，公立学校是由纳税人交的钱建立的，要对所有孩子公平开放。无论你搬到什么地方，只有有了固定的住所，带上孩子的身份证明，到当地的学区委员会申请，就可以安排孩子入学。如果一个学区内有许多学校，家长有权自由选择其中一家学校让孩子读书。任何公立学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所属学区内的孩子入学。美国公立学校不仅免学杂费，也免教材费，甚至还为低收入的家庭的孩子提供免费的早餐和午餐。美国农业部每年向公立中小学提供87亿美元的财物，用于实施儿童营养计划，这些计划也主要是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提供的。怪不得有人说，发达国家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色彩更浓。
          在发达国家中，北欧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最低，而美国公立大学的收费算比较高的。2002年平均收费水平达到了4694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年收入的13%左右。公立大学收费标准，仅相当于私立大学收费标准的23%左右。而且，私立大学设立各种奖学金，国家也开放各种社会助学基金，教会、企业和各种社团对贫困学生也有极大帮助。在美国，股本金在1000万美元以上的社会基金就有3000多家，它们都开展各种资助教育的项目。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全社会热心于教育的资金都被调动了起来，无论家庭经济情况如何差，只要孩子品学皆优，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不上起大学。与此相比，近年我国北京地区明文规定的大学收费约在4200~6000元不等，这几经达到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5%~78%的高水平了。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收费标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指导性标准，从来低于实际的收费标准。前面所述的东北师范大学并不算名校，但它的收费标准，就已经达到了1万元的水平，远远超过了中国的平均收入线。公立大学收费，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但是在发达国家，公立大学收费的水平是受到严格限制的，除我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公立大学收费敢超出国民人均收入的50%以上。在保护公立学校高收费的行为上，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算得上是“敢为天下先了”。
　  公立中小学乱收费，除学校负责人的主观原因外，是不是没有客观原因呢？客观原因也确实有。与公立学校的校长们交流，他们也有苦衷。他们说：“不准收费，那么学校的营运无法维系，财政拔款不到我们支出所需的一半，要我们自筹。学校靠什么来自筹，不靠学费靠什么呢？现在校长们在忙什么？不就是在忙钱吗！没有钱就留不住骨干教师，没有钱就没法搞关系。如果我们不会搞钱，不敢分钱，我们这些校长如何当？”查一下资料，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公立学校的校长们并不是在讲假话，200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支出为5367.66亿元，其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拔款占全国教育经费比例的56.83%。也就是说，有2317亿多是各学校自筹的，主要是来自家长们。能不乱收费吗？有人因此说，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为3.41%，太低，这是全国公立学校乱收费的根源之一，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应当提高财政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财政投入不足，当然是我国公立教育供给不足和公立学校乱收费的一个原因，但为什么这个问题提了多年，仍然没有较大改观呢？近年来，我国家税收占GDP的比例直线提高，税收增长速度每年都高于GDP增长2位数以上，2003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了2万亿元，但是为什么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却一年比一年减少呢？2002年就比2001年减少了5.08个百分点。财政教育投入本来就不足，而且许多资金并没有用到学生身上，这是公立学校乱收费难以遏制的客观原因。我国的教育财政支出和支出审计，从来是一个黑洞，纳税人无法参与决策，为什么财政收入年年增高，但我们的财政教育投入仍然不能保证公立中小学的运行经费呢？为什么教育行政部门的办公大楼、宿舍修得很好、超标准超数量用车，而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学校却破败不堪呢？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投票表决，大家一定会支持加大财政教育投入，让公立中小学一律实行免费的。我相信，如果让纳税人来监督，大家一定会让更多的财政教育投入经费真正用到教师和孩子身上，而不是大量用到教育行政官僚们身上。按2002年的数据，只要财政教育投入再增加2300多亿元，就应当可以保障公立学校的免费教育了。据有关研究，每年各级政府公款吃喝，就吃掉2000亿元。每年公车使用支出费用，就耗掉3000多亿元。也就是说，只要管好基层官员公款吃喝和公车消费，就可以轻松地挤出5000亿元的巨额资金，这笔资金的一半，就足以让全国公立小学中学和大学全部免费招生了。显然，变黑财政为透明，实现财政民主化，让纳税人知晓并参与财政决策，是解决教育乱收费的基本条件之一。同时，要开放社会各种非公教育基金的建立，对企业用于对贫困学生的支持款项，要抵扣税收，以鼓励广泛的社会助学活动。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保障每个孩子免费上公立学校的机会，一个公平的社会，必须对企业和社会的助学活动给予开放和保护。


(三)私立学校必须公平竞争
　　公立中小学不能收费，这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公立大学只能低收费，这是社会公平的条件。私立学校有权自主收费，其地位由市场来定。但是，私立学校的竞争必须公平，这同样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方面。
　　公立教育不能收费，这在情理之中。私立教育必收费，这也在情理之中。从中国教育史来看，孔夫子是第一位开办私立学校并收取私立教育费用的人。孔夫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修”，指干肉，十条干肉为一“束”。“束修”就是十条干肉。孔子这句话是说，学生自已带来十条干肉，我从来没有不教诲的。也就是说，十条干肉是孔子规定的入学最低价格。教师首先要能活下去，才能教育学生。学校首先要有足够的经费，才得保障正常运行。孔子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财政供养，他不收学费，如何养活自己教育学生呢？好在当时没有教育行政部门来规定孔子的收费标准，也没有听说有税务部门来找孔子收税，不然，孔子未必能收到三千学生并培养出七十二贤人。更没有听说当时有什么部门来规定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统一的考试。孔子如生在现在，他一无文凭二无教案，述而不作，又没有固定的教学场所，又没有教学许可证，又不按统一教材教学，又不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的统一考试，为了因材施教而故意不规定统一的标准答案，而且他还自定教育收费价格，不上税，这些罪状中的任何一条，都可以让一个县教委主任禁止他教学，闹不好还要被关进牢里。如果没有教育开放、思想自由、教育自主、收费自由的环境，孔夫子是当不了孔圣人和教育家的。中国二十多年来艰难发展的民办（私立）教育，走的是孔夫子的路，但却没有孔夫子所拥有的那种自由开放的教育环境，大家都是戴着精神和经济的双重镣铐搞教育，所以一个教育家也出不来。
　　相比起我国，在西方发达国家，教育领域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政府以财政资源提供教育公平的较高底线，人人可以享受基本的教育。但如果有条件的家庭不满意公立学校提供的公平教育的底线，可以自己出钱让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从教育资源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使有钱家庭的孩子不用再来占用公共财政资源，省下来的财政资金可以支持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真是一举两得。这样简单的道理，我们教育行政部门过去多年就是不理解。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还有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在骂民办学校为高收费的“贵族学校”，要求对民办学校的收费进行调查和控制，真是缺少眼光和责任心！他们不明白到民办学校的孩子，多是不适应公立应试教育的孩子，他们不是什么“贵族”，而是应试教育标准下的“弱势群体”。这样的看法，带来了教育行政部门对民办学校的管卡压。从收费来看，“（民办）学校必须按照教育行政部门和其它有关部门核准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收费，并使用有关部门统一印制的专用票据”，类似的规定几乎全国各地都有。各地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公立学校的收费问题管不住，但对民办教育的收费问题则盯得紧紧的。在不少地方，民办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的价格，要由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们来确定。民办学校要取得学历教育资格，必须提供出以下一些条件：学校校园面积得有150亩，本科以上学历的专任教师不少于70人，适用的教学仪器总值不得少于600万元，适用图书不得少于80万册等等。无数的管制性的烦琐政策，将无数教育热情粗暴地阻挡在了教育的门槛之外。
　　从更根本的价值观来说，开放私立学校，不是什么成为公立学校的补充，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的恩赐，这本来就是教育权的社会化问题，本来就是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教育领域的体现。美国大学公立与私立并存。私立学校中，又分营利与非营利的两种。不营利的私立学校，指学校拥有者不分利润走，而营利的则可分利润。营利的私立学校有614所，占全美高校的26.6%。2003年，全美私立学校学费平均水平为19710美元，私立学校学生年平均花费约为26860美元。虽然美国人均收入水平达到了35060美元的高水平，但这样的私立学费和教育花费水平（占美国平均收入水平的76%左右）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家庭难以承受的。也正因为有了这些私立收费学校，经济条件好的家庭的孩子不再来占有财政教育经费，美国大学的毛入学率才能突破80%的高水平。
　　私立学校的发展，能为低收入家庭留出公共教育资金，因此能有效地促进社会公平，这样简单的道理，直到今天我们还有许多人想不明白。正是因为想通了这个道理，发达国家在保障公立教育中小学免费和公立大学低收费的同时，鼓励和支持私立学校大发展。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总是说，要防止有人借教育之名来谋利，他们真的不明白，如果教育是一个十分赢利的行业，那么就会有大量资金涌入教育领域，最终必然在各学校的竞争中趋向平均利润率，而教育供给总量在这个过程中自然扩张了。从经济上说，没有赢利的空间和机会，没有赢利的预期，就根本不会有资本进入。如果要使私立学校得以大发展，从逻辑上就应当给私立学校创造出更多的赢利空间，以便让私人资本进入教育。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们的教育行政部门的官僚多年来就是悟不过来。十二年来，我们没有将南洋学校的收入拿出学校系统的范围，我们不断将南洋学校的收益集中起来投入建设新的学校，以收费养学校，以收费扩建新学校，终于建设出来了十二所优秀的学校。如果没有足够的赢利能力，我们南洋学校靠什么来积累和发展呢？资本追逐利润，如果教育领域充满赢利的空间和可能，谁会将资本抽逃出去呢？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事业充满了赢利的机会，那么不用教育行政部门做什么说服动员工作，大量的资本会进入并留在私立教育领域之中发展。如果中国的私立教育多一些利润空间，我们的教育供给不应当这样紧张，我们公立学校就不再有理由来狂收费了。
　　中国的私立教育可谓步履维艰，步步艰辛！粗略概括一下，建国后中国的私立学校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改造和消灭的阶段。建国以来直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原本占中国教育半壁江山的私立学校几乎被清理干净。第二个阶段，是开放和打压并存的阶段。邓小平改革以来，国家在政策和法律上开始逐步鼓励民办学校发展，但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却紧紧盯死和管制民办学校，就怕民办学校赚钱，千方百计压缩民办学校的收益空间，民办学校这个后娘养的孩子在歧视、冷眼、不公平待遇中艰难生长。第三个阶段，就是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膨胀阶段。教育行政部门打着大力发展民办教育的旗帜，以各种不正当竞争手段，全力以赴扶持自己的由官僚资本控制的私立学校（公立大学所办的私立“独立学院”和重点中小学所办私立的“民校”），让与自己有关联利益的私立学校来占有生源和利润空间，对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私立学校进行围剿。就在短短的一、二年时间内，教育领域的官僚资本就将原有的民间私立学校逼死了一大片，剩下的也只能是赶快投诚受招安，苟颜残喘，难看到出头之日。南洋教育的十二年，是我们辛辛苦苦努力的十二年，现在我们却眼睁睁看着我们养大的姑娘只有为教育官僚资本当小妾或当妓女的份，心里如打翻了五味瓶一样。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中国人有两种命运，一是当定了奴隶的时候，二是想当奴隶而当不成的时候。中国真正的民办教育，似乎就是这两种命运，过去十多年，是多少当定了应试教育奴隶的时候，而现在，逐渐进入了想当应试教育的奴隶都当不成的时候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真是变化快，快得让人喘不过气来。教育行政官僚从绝对不准社会办私立学校到以行政权力直接扶持自己的私立学校，他们摸着石头过河，从一块不公正的石头跳到另一块不公正的石头上。他们将教育行政专制垄断转化成了官商合一的教育官僚资本的垄断与腐败，加剧了中国“坏的市场经济”的恶化趋势。
　　从经费上来说，我国的教育政策三大罪：一是教育财政不能保障公立中小学校免费教育和公立大学收费低收费；二是教育行政对民间私立学校招生、收费、税收、融资等进行打压和控制，使民间私立教育难以发展；三是教育行政部门将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投向建立重点中小学，人为造成公立中小学校际教育水平的差异，最后又借发展民办教育之名，将这些优势的公共教育资源转为垄断性的官僚教育资本，这些教育官僚资本赤裸裸地借行政暴力的力量，强占和垄断教育市场。
　　上世纪八十年代，经济学家呼吁要市场经济不要计划经济，而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呼吁要公正的市场经济，不要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经济。没有竞争就没有繁荣，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没有公平的竞争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就没有社会矛盾的缓解，这个道理对现代中国可能更有针对性，尤其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更有针对性。经济学家们也许没有想到的，最具有结构性和系统性的特权、垄断、腐败的市场化，不是发生在物质生产领域，而是静悄悄地发生在教育领域。这里的腐败静悄悄，但却来得更深更广更为隐晦，它是从灵魂的根根上开始腐败的，真接腐蚀着成亿的孩子、家长和教师，直接侵蚀着中华民族的本根。学校的数量似乎愈来愈多，大学也在不断扩招，这些表面成绩所掩盖的，是教育领域里严重的不公平，是教育的腐败，是教育精神的死亡，是教育行尸走肉的存在。
　　教育乃立国之本，教育兴，国家兴，教育坏，国本坏。再这样下去，中国的教育就死了。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必须严格分离，保障公立教育的公平，保障私立教育的自主，保障私立教育的公平竞争。概括起来，中国社会应当享有以下这些权利；
1、公立中小学全面实行义务教育，一律免费教育，不准收费。
2、公立大学实行低价收费，任何公立大学的年收费水平都不准超过中国人均年收入的50%。
3、教育财政投入必须保障上述原则的落实。
4、公立学校不准开办私立学校，已开办“独立学院”和名校“民校”的，必须完全彻底的脱勾，以遏制教育腐败和保证私立学校的公平竞争；
5、私立学校自主决定收费标准，私立教育服务的价格，由市场供求力量自行调节；
6、开放社会各界建立各种形式的助学基金，企业助学资金可以抵扣税金，保护企业和社会支持教育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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